一、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1994年的春天，香港古玩市场出现了一些竹简，香港古文字专家张光裕教授立刻把这个信息告知了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马承源先生，并且电传了一些摹本至上海。马先生认出了里头有几支《周易》简，其他的一些也跟已经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极像。于是上博馆一方面请张教授与卖主周旋，又请他寄来更多摹本进行鉴定。为防文物流失，在无法见到实物的情况下，根据多年鉴定经验，上博决定出资收购。到了5月份，竹简运抵上海，计1200余枚。当年岁暮，又有与此内容相关，甚至有可能属于同批出土的497枚竹简流入市场，上海博物馆的香港友人朱昌言、董慕节等出资将这批竹简收购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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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批竹简共1700余枚，字数多达3.5万。经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鉴定其年代为2257±65，属战国中晚期之物。从形制上看，竹简长度不一，最短的有23厘米，最长的有57厘米，宽度约为0.6厘米。简文为楚国文字，内容有很多是与楚国相关的史实，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军事、教育、政论、书法、音乐等方面，计有百余篇，其中以儒家文献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其中大部分篇目早已失传，仅有不到十篇能够与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由于上博楚简与湖北荆门郭店发掘出土的楚简极为相似，估计这些竹简是从湖北郭店出土继而流散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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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书法艺术特点

楚简不像秦简那样字迹两边留有空白，通常简多狭窄，字宽尽简，往往会造成笔尽而意未尽的美感，令人遐想无穷。楚简书法风格多样，与商周金文相比，书写空间狭小，但当时的抄手却能在狭窄的竹简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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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简用笔有明显的提按变化，呈现轻、重、快、慢之别，字形有正方、长方、扁方等，并无—定规律或什么特别意义。相较而言，虽然大多数楚简在用笔和结构上与正体有着明显的差别，但也不乏近于正体书风的端庄典雅之作。有学者认为书手在追随上层社会的正体时，主观上一方面竭力直追主流书风，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身的书写喜好和审美趣味，一种无法掩饰的质朴和天真趣味于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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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实用文书类楚简中，大多数字形结构呈扁方欹侧状态，而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楚简《用日》体势修长，结构端庄、典雅。关于这种体势特征形成的原因，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是抄手个性审美追求导致，也有学者认为是受敛正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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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藏战国楚简六之《用日》，全篇存简20枚，简宽0.6厘米、厚0.12厘米，字形修长，笔画平匀，工稳严谨。其运笔速度较慢，起收笔及行笔速度均匀，可见抄手书写之认真。与同时期《鄂君启节》铭文书风相似，与俗体《包山楚简》不同，是一篇端庄典雅、书写水平较高且近于正体书风的典籍竹简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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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是由帝王或朝廷颁发的用于水陆交通的凭证。《鄂君启节》铭文，因其为楚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所以在书写制作上要求更高，书风端庄典雅。其用笔多篆引，平直均匀，结体瘦长匀称，章法规整，有别于楚简的率意，是战国时期金文书法正体的典型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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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正体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规范字体，所谓俗体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正体一般用笔平直、多篆引，字形瘦长，方正对称，工稳端庄的书写特征。而俗体则具有用笔率意多变、字形多扁方欹侧的书写特征。从整体书风来看，上博简《用日》具备正体的书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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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篆隶演变中的字体样式，楚简一出土便成为书法家们追捧的对象。楚简帛书呈现出的奇肆朴实、恣情挥洒被充分的表达出来，并以现代笔墨进行艺术化、古雅化处理。现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秦篆汉隶作品，或借鉴楚简帛书体式、或拟楚简帛书笔意进行创作，虽然取法路径不同，但风格却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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